“剿匪战斗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要比正规仗难打多了。敌暗我明，土匪昼伏夜出，四处搞破坏，在老百姓家里抢东西，破坏政府工作……”9月18日，安庆晚报记者来到参加过两次重要剿匪战斗的汪永扬家中，听老人讲述当年参加剿匪战斗的故事。

图为汪永扬老人

　　从小历经苦难

　　1931年，汪永扬出生于安徽铜陵县。1938年，日本鬼子侵占顺安，汪永扬家三间茅草屋被烧，一家老小只能逃到新桥凤凰乡下居住。

　　汪永扬说：“这年冬天特别寒冷。妈妈生下大妹，当时住没得住，吃没得吃，一家人苦不堪言。形势稍微缓和一点，父亲便带着一家老小返回原住处。”

　　“日本鬼子侵占顺安长达8年。盘驻在长龙山的鬼子经常下山扫荡，烧杀淫掳，无恶不作。”汪永扬说：“每隔十天半个月，鬼子拖着大炮在小金山山岗上向新桥等地新四军活动区开炮，之后就到顺安街上强奸妇女，抢劫物资。中午时分，鬼子强迫老百姓给他们煮山芋，吃饱后就拖着大炮回长龙山宿营。”

　　“1945年8月，日本投降后，国民党实行反动统治，他们抓壮丁，苛捐杂税，弄得民不聊生。”汪永扬说：“我的家庭贫寒。父亲种地主的田，除了交租，牛工、种子等费用外，所剩无几。向富人借债，又被高利贷盘剥。”

　　汪永扬说：“1948年农历腊月28日，由于我家欠大地主崔家200斤稻未交，狠心的地主派两名家丁将我父亲五花大绑，带到30多里外的铜陵县城关押。在他们的威逼之下，父亲只能答应来年还本加息，并找来了担保人，一天后才被放回了家。可想而知，这个春节我们一家人是怎么过的。”

　　参加剿匪战斗

　　1949年4月，汪永扬的家乡铜陵县解放，劳苦大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生产，建设新生活。一些残余的国民党反动分子却不甘心失败，他们纠集当地土匪武装，频频破坏政府工作，破坏生产和社会秩序。为了保卫革命斗争的胜利成果，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，党和政府领导广大群众进行剿匪斗争。参军不久的汪永扬被分配在铜陵县人武部工作，参加了剿匪战斗。

　　1950年春天，金榔乡九榔、肖村和闸口汪一带，二、三百名国民党残余由曹根水、丁玉坤为首，组成了一支土匪队伍。他们昼伏夜出，猖狂破坏生产，扰乱我党政工作，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　　汪永扬说，他当时担任铜陵县人武部军事干事，与军事股长杜风田一起，随同县大队及公安队伍进山剿匪。“由于上级领导指示‘要捉活的，不准打死’，我们用了近四个月时间，才将这股土匪彻底铲除。”

　　“以曹根水、丁玉坤为首的这股土匪十分狡猾，他们熟悉当地的情况，经常在山林、村庄出没，有时乘我们不备，袭击政府部门。”汪永扬回忆：“有一天中午，我们正在肖村一个大屋开会，几名土匪偷偷地摸上了楼，企图向楼下扔手榴弹袭击我们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房主发现了土匪，因为都是当地人，互相认识，房主害怕我们出了事，他会受到牵连，而土匪又害怕房主向我们报告。在房主的阻止下，这伙土匪偷偷跑掉了。后来，我们俘虏了一名土匪，他交代了这件事。”

　　汪永扬告诉记者，像这样的危险，时时刻刻都存在着。“土匪的想法就是把我们打死，而我们遵循的上级指示是‘不准打死，要活捉’。”

　　“还有一次，我们八、九个人趁夜色来到水龙山脚下一个大屋里，打算在那里过夜，谁知被土匪发觉了。”汪永扬说，这股土匪一下子来了100多人，将大屋团团围住。有几个土匪假扮当地老百姓，拼命打门，称是有紧急情况要汇报。“我们感到情况严重，做好了战斗准备。股长杜凤田同志让我们到楼上隐蔽起来，并叮嘱大家，没有命令不准随便开枪。杜凤田独自一人拿着枪与土匪搭话，让他们有事等天亮再说，但不论怎么劝，土匪们就是要进来。杜凤田只好说‘只准进来两个，多一人都不行。’。”

　　汪永扬说，被放进的两名土匪，一人背着大刀，一人提着土枪。“他们一进门就说，某地有土匪活动，表示愿意带路，帮助我们消灭土匪。我们知道，这伙土匪不敢正面进攻，是因为还没摸清我们的底细，想把我们引出屋。杜凤田同志明白土匪的诡计，于是将计就计，决定糊弄他们一下，先把他们哄走。这伙土匪刚离开，我们就紧急撤离到大屋旁边一个山沟里。没过半个小时，这伙土匪又回来了，扑空后，连喊几声‘上当’。”

　　活捉土匪头子

　　汪永扬说，土匪头子曹根水被一名“通匪”的民兵队长打死以后，铜陵县人武部集中力量抓捕另一名土匪头子丁玉坤。“我们封住大、小路口，并派人四处侦查。丁玉坤每天都躲在山上，不敢下来。有一天早晨，丁玉坤大概是饿极了，偷偷地溜下山来，一头钻进麦地里。由于当时麦子、油菜还没有开花、抽穗，只有半人高，丁玉坤一跑动，就被人发现了。”

　　汪永扬说：“得知这一情况后，我们立即组织人员进行围捕。当时丁玉坤手中拿着一支手枪，他一面逃跑，一面向我们开枪。我们朝天开枪警告，并高喊‘站住，缴枪不杀’。在肖村附近，丁玉坤被我们包围。他见势不妙，一头钻入一个涵洞里，恰被一名拾粪的老人看见了。我们跟着这名老人来到涵洞口，发现一串脚印，直通洞内。”

　　汪永扬说，他和战友们在洞口的右侧架起一挺机枪，封住洞口，并对着洞内大喊，命令丁玉坤出来投降。“喊了有20多分钟，仍不见动静，我们就向洞口打了一梭子弹。枪停下后又喊，还是没有动静。这时，大家十分着急，怀疑涵洞还有其它出口，让丁玉坤跑了。我们一面派人找其它洞口，一面组织人员挖开涵沟，当挖掉五、六块板块后，看到了丁玉坤的一件衣服。为了避免伤亡，在场的围捕人员全部退到两侧，大家高喊‘出来，缴枪不杀’，任凭喊破嗓子，丁玉坤就是不露面。”

　　汪永扬说：“大家都没了耐心，又动手挖了起来。挖掉两块板，才发现丁玉坤躺在洞内，血流了一地。他用三角刀在自己脖子上捅了一刀，但未割断气管，只是失血过多，瘫在地上。大家将他从洞内拖了出来，部队卫生员立即将丁玉坤的伤口包扎好，并给他换了衣服。”

　　汪永扬说：“土匪头子丁玉坤被俘后，我们趁势向还没有落网的土匪发动政治攻势，向他们宣传我党的政策，让他们下山缴械投降。无路可走的土匪们纷纷下山投降，一个下午就有二、三百名土匪自首。”

　　汪永扬告诉记者，当时铜陵县的土匪分为两股：陆地上一股，以曹根水、丁玉坤为首;水面上一股，以裴振文为首。裴振文这股土匪不但在沿江两岸抢劫水上船只，还在陆上抢劫行人的财物，当地群众对这股土匪恨之入骨。“上级领导派我带几名区小队队员，以秋征的名义到这里摸清敌情，消灭这股土匪。”

　　汪永扬说，在追剿土匪头子裴振文的过程中，他和战友多次身陷险境。“有一天下大雪，裴振文潜逃到一个村子里，我们跟踪追击时，被他发觉后逃遁。这天风浪很大，我们找了一艘小船在江上搜索。大约在下午2时，我们发现对面的一个洲上停了一艘船，十分可疑。于是，我们将船靠岸，果然发现了一名男子。这名男子神色慌张，看到我们后，转身向村里跑去。一名区小队队员冲上前，将其抓住。这名男子交代，裴振文正在村里一家酒店里喝酒，其愿意给我们带路。我们趁裴振文不备，将其活捉。”

　　由于汪永扬在剿匪战斗中表现突出，受到了池州军分区通报表彰。退伍后，汪永扬先后担任铜陵县城关区书记、铜陵县委农工部副部长、铜陵市顺安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区长、铜陵县委委员、安徽省第二届党代表、安庆地区第一届党代表、安庆地委组织部巡视员、干部科负责人等职，1994年离休。

　　离休后的汪永扬生活充实。“读读书，看看报，养老心态要好。”汪永扬说。